我国养老保险费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企业和员工共同缴费占工资基数比例高达30%，较美国12.4%的水平高出近两倍。这一较高的费率是由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
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为确保当期支付的同时为未来积累资金，自然要求较高的费率。养老制度改革过程中，对于已退休的“老人”和“中人”，由于其未积累或积累较少，需要通过当前在职职工的缴费来弥补，这也推高了养老保险费率。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速，抚养比不断提高，应对老龄化高峰也需要维持一定的养老保险费率。
这一高费率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尤其是人力成本高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家指出，应推进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的改革，适度下调企业费率，以减轻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削弱的风险。当前经济环境下，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留下空间尤为重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朱俊生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提到，虽然各国的社保制度存在差异，但比较而言，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确实偏高。在173个国家及地区中，我国的社保费率排名第13，其中养老保险更是占到很大一块。
朱俊生进一步解释了造成企业负担沉重的原因，即养老保险的隐形债务或转轨成本。在转轨过程中，早期退休的人员并没有太多的积累，他们的养老负担由现在的参保职工和单位承担。他提到，我们实际上交了两次费，却只有一次养老。
有调查显示，北京市超过50%的企业认为人力成本尤其是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沉重。对于这种局面，朱俊生认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同时应承担更多责任。他建议可以通过调整财政存量结构来提供补贴，甚至通过国有资产来弥补当年的隐形债务或转轨成本。
另一方面，虽然养老保险费率较高，但人们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并不与之成正比。这其中反映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朱俊生提到，目前基金运营效率较低，投资收益率甚至难以弥补通货膨胀率。我们需要对养老金的投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让资金能够和资本市场对接，拓宽投资渠道，提高投资增值空间。
我国的养老保险费率确实偏高，但这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面临老龄化挑战的我们需要寻找更加合理和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以确保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减轻企业的负担，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